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務和立法任務。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重要論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安排。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全國人大及各有關方面共同努力下，這部高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旗幟、承載全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重要法典終于誕生了。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實踐偉力與制度偉力的重要體現，是展現我們黨生態文明制度化成果的法治宣言。它的誕生，標志著中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從分散立法向體系化、現代化的歷史性跨越，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體現重大創新

生態環境法典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其編纂過程及篇章內容展現出多方面的創新。

以“生態環境法典”為名稱，在環境法典中獨樹一幟。從世界范圍看，現有相關法典名稱因各國法律制度、具體國情、環境重點問題以及法典使命任務差異而各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受歷史階段、立法目的、調整范圍和立法技術等影響，我國環境立法中存在相關概念分歧、語義不一等問題，亟須通過法典編纂加以系統解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黨的二十大作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重大論斷，這些宏大敘事都為法典名稱與范疇確立了重要向度。以“生態環境法典”為名，不僅消解了現行立法中“環境”“資源”“生態”三者概念混用問題，而且大大拓展了覆蓋面，使新頒布的法典能夠有效適用于以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為核心的生態環境各領域。

以“適度法典化”為編纂思路，開創法典編纂新模式。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堅持從國情和實際出發，創新采用“適度法典化”模式——將成熟的、看得準的編入生態環境法典，同時保留部分單行法，將一時還看不準、需要繼續探索實踐的，作出原則性規定。這一編纂特點以及法典與單行法并存的“雙法源”模式，既因應了“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的編纂要求，增強法律規范的針對性、適用性、可操作性，又因應更好探索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新要求，保持法典的開放性、兼容性和適應性，具有重大創新意義。

以“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開創法典內容新篇章。生態環境法典立足我國現實要求，創造性地將“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對發展循環經濟、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等作出規定。這一框架創新，不僅從內容上有效銜接了國家“雙碳”戰略，從實踐上推動治理從“末端治污”拓展到“源頭管控”，更從國際視野上展現了中國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新圖景。

彰顯中國氣派

生態環境法典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法治實踐，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時代結晶，從多個維度彰顯著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

高揚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旗幟，彰顯生態環境法典突出的思想理論優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的說明》強調，要“形成一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引領，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點、反映人民意愿、系統規范協調的生態環境法典”，“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魂和綱，全面體現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義、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法典編纂嚴格落實上述要求，第一章“基本規定”第一條明確規定，“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第四條規定“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第六條規定“生態環境保護堅持預防為主、系統治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等。這一系列規定內容，本身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核心要義的法律化表達。因此，無論是指導思想、立法目的、基本原則，還是篇章結構、相關制度、具體條文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貫穿生態環境法典始終。

堅持人民中心、生命至上，彰顯生態環境法典鮮明的價值立場和法治溫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更為迫切。法典編纂積極適應新變化，認真傾聽群眾呼聲，在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上作出了有力回應。例如，將“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寫進法典第一條，以法條形式宣示公民環境權；增加“社會生活噪聲”等治理規則，消除群眾生產生活日常困擾。這些規定把“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重要理念落到了法條上，轉化為可感可觸的法治敘事，大大提升了法典的民生溫度。

作出世界貢獻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新型環境污染加劇等問題，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以理念創新、技術先進、具有人類關懷的生態環境法典，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麗地球家園作出貢獻。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貫穿法典，引領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理念深入變革。18世紀中葉以來，世界各國先后進入工業時代，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汲取經驗教訓，開辟一條兼顧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是我國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價值取向。生態環境法典編纂認真落實“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將“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濟、技術等政策措施”法律化，并通過“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框架實現全鏈條貫通，為引領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理念和體系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污染物治理規則編入法典，為各國應對新領域污染貢獻中國經驗。隨著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加速推進，化學物質、電磁輻射、光污染等新污染物迅速增加，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新型污染源。針對新興環境問題，我國生態環境法典單設一個分編，對化學物質污染風險管控、電磁輻射和光污染防治等作出專門規定。比如，國家建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和環境風險管控體系；運行電磁輻射設施的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優化布局，合理安排電磁輻射設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減輕電磁輻射污染等。由于新污染物污染具有擴散性等特點，對其風險管控必須加強國際合作。上述法典規定，構建起了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和環境風險管控嚴密體系，為各國共同應對新污染物治理挑戰提供了中國方案。

設立“應對氣候變化”專章，彰顯大國擔當。這一章節就“減緩氣候變化與碳達峰碳中和”“適應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等作出規定。其中，明確規定國家堅持減緩與適應并重，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增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提高全社會的應對氣候變化意識；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等等。這些規定兼顧當下與長遠，統籌國內與國際，堅持減緩和適應并重，以法典形式展現了言必信行必果、把政策目標轉化為法治行動的大國擔當，為推動共建清潔、美麗、可持續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作者：陳祥健，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30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