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七大地緣戰略的形成過程及最終構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會議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從4月21日至25日，是第一階段；從4月30日至5月24日，是第二階段；從5月30日至6月11日，是第三階段。 會議期間，大會共有4次休會，分別為4月26日至29日、5月4日至8日、5月25日至29日、6月1日至8日。另外，《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將七大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隨著三個階段的推進，中共七大的地緣戰略也逐步清晰。

（一）會議第一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毛澤東、朱德先后作了關于政治、軍事問題的報告。從報告的內容來看，中共此時的總體基調是比較樂觀的，體現在多個方面。

1.關于形勢。對于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現在整個國際形勢是好的，有蘇聯參加的反法西斯陣線的團結，主要是英、美、蘇三國的團結。這個團結是主要的，統治一切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23頁。）對于抗戰和國內形勢，毛澤東認為：對日本而言，“抗戰初期我們是攻勢，中期是守勢，現在是攻勢為主，防御為輔”；“對國民黨，我們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和無數次進攻，包括思想上的進攻，政治上的進攻，軍事上的進攻”，“使它的影響低落了，勢力縮小了”；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16—117頁。）而“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47頁。）朱德也指出：今天，“敵寇重兵屯集華北、華中，這個形勢就說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抗戰中極艱巨的責任”。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頁。）

2.關于前途和總路線。毛澤東指出：中國面臨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我們更有信心和勇氣去爭取第二種可能性、第二個前途，即“實現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3頁。）為此，七大的總路線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4—105頁。）

3.關于兩個轉變。首先是軍事上的轉變。毛澤東提出：要準備“由分散的游擊戰逐漸轉變到正規的運動戰，由游擊戰為主逐漸轉變到以運動戰為主”；“要轉向正規化”；要準備轉向“進攻為主，防御為輔”。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34—136頁。）其次是工作重點的轉變。毛澤東提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應根據需要選擇轉向鄉村或城市，而“現在要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37頁。）朱德則就軍事轉變進一步補充說：毛澤東早在抗戰初期就提出的，關于人民軍隊要在抗戰后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現在已臨到在實際工作上逐漸去準備實現的時機了；全軍干部必須在思想上、工作上準備實行這種轉變。 （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頁。）

4.關于任務。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統治區、淪陷區和解放區，面臨著不同的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執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各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在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各種團體和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在解放區，人民軍隊應發動廣泛的進攻，借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參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86—88頁。）朱德則對解放區戰場的地位和任務著重作了闡述，指出：“現在抗戰的重心，是在解放區戰場，而不在國民黨戰場”；在將來的反攻中，解放區戰場乃是大反攻的戰略出發點和最前面的戰略基地，“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淪陷區的大城市、鐵路以及許多海岸在解放區包圍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戰略據點（華北山地、平原和華中平原都是便于對敵大反攻的地帶，而華北更為進出東北、內蒙的樞紐）”。 （《朱德選集》，第141—142頁。）

由上述可見，在這一階段，中共七大地緣戰略的幾個基本方面已經初步確定：其一，在戰略的性質上，要準備以我為主，采取一種全面的進攻性戰略；其二，在全局關系上，以解放區為戰略進攻的出發點和基地，以淪陷區為戰略進攻的指向，以國統區工作為戰略配合；其三，在不同類型地區的分工上，淪陷區和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僅要在口頭上講，也要在實際上去做，“要派干部，要轉變思想”；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86、137頁。）其四，在發展方向上，仍以華北和華中為重點，以其他地區為輔助。

（二）會議第二階段

這一階段的時間相對比較長。其間，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與會代表對政治、軍事及修改黨章的報告進行了討論，周恩來、彭德懷、陳毅等24人及日本、朝鮮的代表岡野進、樸一禹作了大會發言。除了大會討論和發言外，各代表團及其下的小組還各自開會進行了討論和發言。 七大上的代表團包括：中直軍直、陜甘寧邊區、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大后方共8個代表團。在這些代表團之下，還劃分出若干小組。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73頁。從內容來看，這些討論和發言包括了統一戰線、城市工作、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和華北、華中、華南等各地區、各根據地的工作，除了涉及大量具體的歷史、現實問題外，也有很多指向總體戰略和各局部、分支的戰略問題。

1.關于華北。對于中共在華北的發展前景，與會者相對比較樂觀。其中，晉察冀代表團的聶榮臻提出：抗戰結束之前，全華北將是最激烈的戰場；國民黨在華北處于劣勢，它雖然可以派兵來，但我們應該有決心打敗日本，不讓國民黨來；因此，華北黨的任務就決定破敵收北京。 （參見《聶榮臻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9日）。）但是，他也提出：要完成從游擊戰到運動戰、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問題，不僅需要搞通思想，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一定裝備的改善；我們要在技術上、戰術上有準備，特別在干部上，應該有準備。 （參見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1頁。）

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劉伯承也對轉變問題持類似的看法，認為：要防止在轉變問題上的落后，但是主要的還是防止急躁；由鄉村轉到大城市，不能脫離鄉村這個基礎而轉到城市，游擊戰轉到運動戰，游擊戰始終是貫穿全局的，要站在物質條件這個基礎上，才能說到轉變問題；將來進攻城市要用奇襲的辦法，也就是人民戰爭結合人民的戰法，也就是比較腳踏實地的里應外合的辦法。 （參見《劉伯承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10日）。）

2.關于華中。與會者大多認為華中發展前景比較復雜，變數比較大。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大會發言中提出：華中的任務是“破敵收京”；但目前軍隊和黨的力量還是不夠，在南京和上海的準備工作也不夠，現在任務就是大膽發展自己，發展軍隊、農民力量和友軍，重心放在江南，發展浙江、武夷山、天目山根據地，這樣才能有條件奪取城市。他還分析認為：美軍要登陸東南沿海，就必須尋求中共支持，但在其登陸后，會有很多新情況，可能出現“斯科比”的局面；因此，我方必須立足于廣大的農村根據地，并做好相當的準備，有利時爭取城市，不利時則立足農村長期抵抗，并執行自衛方針和原則對付“斯科比”的危險。( 參見《陳毅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1日）。)另外，在華中代表團會議中，他還提出：華中反攻時，國民黨可以由西而東，英、美由東到西，把我們夾在中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搞城市我們就搞農村，要打就打，由鄉村逐漸推進到城市；如果遇到國民黨從平綏路切斷蘇聯與八路軍的聯系、從隴海路切斷八路軍新四軍的聯系的形勢，我們也不要怕，只要我們鞏固農村，奪取幾百個小城市，放手發動群眾，奪取日本的武裝，武裝自己，即使他們占領鐵路干線，我們也有辦法。( 參見《陳毅在七大華中代表團的發言》（1945年5月7日）。)

但是，對于華中的發展重點，與會者中有不同的看法。在華中代表團會議上，有人提出：根據歷史經驗，江淮是決定天下勝負的重大場所，得江淮流域，南可窺蘇浙，西可瞰武漢，北可俯中原，故華中地區內的重點不應是江南，應是江淮之間，首先應該奪取大別山，并延伸向南方各山脈發展，以山岳地帶作為華中的依托與根據。還有人對江南工作提出了更具雄心的想法：應注意將過去蘇區和紅軍中的老干部派回南方的老蘇區，“做秘密工作搞地下軍，或與現在尚繼續單獨堅持斗爭的游擊隊（如閩浙贛邊、閩東、閩東北等地）結合在一起”；如果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他們即可率領群眾武裝起義，配合行動，收復老蘇區；即使將來一定時期我與國民黨分區而治，只要我南方各省力量強大，亦可獲得對我更有利的條件。

3.關于淪陷區。由于中共的淪陷區工作基礎比較薄弱，起步較晚，對于如何奪取淪陷區，與會者中存在著明顯不同的看法和爭議。彭真指出：里應外合的思想，是我黨從大城市驅逐敵人的根本思想；根據現有的敵我形勢，要在反攻時順利地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但要有強大的具有相當現代裝備的進攻主力，而且必須有城市內部有力的起義做內應；從總的力量來估計，外合的力量是收復城市的主力，內應的力量一般的應當是助力；若單以內應力量來講，工人、苦力與反正的偽軍偽警是決定的力量，其他各階層的力量則是助力；再以工人、苦力與偽軍偽警的作用來比較，工人的斗爭是最頑強的，在政治上也是最堅定和最可靠的，但他們在政治上與組織上完全沒有活動的自由，不易獲得武器，不易受到軍事訓練，不可能像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那樣充分進行各種準備工作，而反正的偽軍偽警則是敵人武裝好了的，受過軍事訓練，并且多少有些戰斗經驗，在起義初期，也許暫時比工人、苦力起著更大的作用；爭取老一代的工人是爭取工人、苦力的中心一環；從組織上爭取偽軍偽警反正的中心環節，是爭取其大小軍官，特別是帶兵官；為成功地實現里應外合，必須事先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武裝骨干，即學習法國的榜樣，組成有力的地下軍。（參見《彭真文選（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2、91、94、95頁。）

針對彭真提出的在內應問題上爭取偽軍偽警和工人、苦力并重的觀點，聶榮臻指出：在奪取大城市的方針上，重點應放在組織地下軍；因為敵人重要的據點，甚至可以設想到將來重要城市即有戰略意義的城市，主要由日軍據守，拿今天來看，對付我們第一線的都是日軍，不是偽軍；現在有時爭取偽軍效果大，但組織地下軍工作較可靠，可能性大；現在許多大城市的周圍，都有民眾武裝，有很多的條件來進行這個工作，如派遣人進行各種組織的準備，派人運輸武裝進去，甚至到那時還可以組織臨時便衣隊，可根據各個地區的情形來決定。（ 參見《聶榮臻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9日）。）另外，在華中代表團會議上，也有人提出：爭取偽軍偽警工作是頭等重要的觀點完全對，但死板地用到上海就會犯錯誤，那里的主力應當是工人、學生、市民為主體。

4.關于國統區。抗戰時期，由于形勢復雜和險惡，中共的國統區工作長期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在新的歷史轉折來臨之際，與會者也對推進國統區工作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彭真指出：在大后方，“目前還不是以城市工作為中心或準備把革命推進到大城市，而是首先在鄉村中廣泛地創造前進的基地”；無論內戰爆發下的武裝斗爭形勢，還是在國共合作局面下的非武裝斗爭形勢，我們都應該以鄉村為基地，以發動與組織農民群眾為大后方工作的重心；“目前，民生凋敝、民怨沸騰的大后方鄉村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知識分子應該到農村中去，幫助農民覺悟和組織起來，以造成鄉村包圍城市、支援城市民主運動的局面；另外，以前我們對國民黨軍的工作是極其不夠的，而目前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已經反映到國民黨軍隊中，瓦解了其士氣，我們應當積極地開展工作。 (參見《彭真文選（1941—1990）》，第78—79頁。)

與彭真的意見相呼應，有人提出：大后方及其他有關部門的黨，應把開展國民黨頑軍工作，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把過去所謂交朋友工作提高一步，成為一個嚴重的特殊任務。另外，還有人提出了更富雄心的想法：在大后方，對于地方實力派和小黨派及國民黨內的民主分子，亦應展開廣泛的統戰工作和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政治攻勢，在時機成熟時，在某些地區建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必要時，開始可以采取隱蔽形式；這種地方性聯合政府，亦須經過過渡形式，從由我參加，到勢均力敵，到以我為領導。

5.關于華南。在中共的全盤戰略規劃中，華南屬于配合地位。但對于配合的方式，與會者也有不同的想法。在華中代表團會議上，有人提出：在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在保持我之獨立自主便于發展我們自己壯大自己的原則下，可以與中間勢力大膽合作，建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即使開始時他們只接受一部分綱領也可以；如東江縱隊之與李濟深，只要情況允許，就可以這樣做。還有人提出：閩粵贛邊農村工作的形勢已經成熟，農民迫切地需要我們去領導；我們的工作方針應該是，第一，要注重改善民生，以便發動更普遍的社會基層群眾參加民主運動，并集中與統一民主力量，改造獨裁統治，第二，要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力求普遍，形式多樣；在組織形式和斗爭形式上，應該利用各種合法的抗戰機構，利用各種現有的合法組織形式，利用各地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組織斗爭形式，應該以合法斗爭為主，非法斗爭為輔，非法斗爭應該盡量以合法斗爭形式出現，并求得轉為合法，才適應當前的要求，同時斗爭應從微小做起，使群眾敢于參加，要求得勝利，無論大小，使群眾看到自己的力量，而又逐步提高，適可而止。在大會發言中，大后方代表團的古大存提出：發展武裝，首先要依靠農村，哪怕武器少；其次要獨立自主，同時要依靠農民；可以利用合法地位，但不是為合法所束縛，尤其今后在像華南這樣與國民黨有關系的地方，建立武裝時要注意。 （參見《古大存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11日）。 ）

6.關于東北。一般來說，對中共的認識和工作分工來說，東北地區屬于廣義上的淪陷區，因此，也是中共勢在必爭的對象。東北小組的劉瀾波就提出：東北這個地方很大，我們一定要奪；中國有句古話，就是岳飛說的“犁庭掃穴，直搗黃龍”，但是岳飛的志向沒有完成，我想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能完成這個任務。 (參見《劉瀾波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22日）。)但是，與會者也注意到了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并就此提出了一些不同于關內其他地區的設想。例如，彭真指出：在東北淪陷區，敵人不僅統治著城市與交通要道，擁有點和線，而且統治著廣大的鄉村，擁有廣闊的面；在這些地區，我們的工作重心應該放在城市產業中心、交通要道和鄉村中有重要意義的地帶以及偽軍中，而我們沒有力量和條件，也不可能普遍在鄉村中開展工作。 (參見《彭真文選（1941—1990）》，第79—80頁。)再如，劉瀾波提出：東北偽軍工作要平頭進行，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要同時使力；在城市中要爭取東北的老一代，也就是30歲以上的人，這是開辟工作、建立工作中的中心一環；東北鄉村人口集中、武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和關內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們在鄉村開辟游擊戰爭還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要在長白山的狹長地帶、靠晉察冀陰山山脈的狹長地帶、在遼熱察的三角地帶以及沿海地帶開辟游擊戰爭，盡可能地創造一些小型的根據地；可以通過晉察冀、山東，用武工隊慢慢活動到東北去。 (參見《劉瀾波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22日）。)

（三）會議第三階段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討論后，會議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朱德、劉少奇、毛澤東先后作了關于軍事報告討論、關于修改黨章報告討論、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三個結論，并最后通過了政治報告、軍事報告決議及新黨章。

相對于前兩個階段的樂觀色彩而言，會議第三階段的基調轉向嚴峻。其原因在于進入5月后國際、國內局勢都出現了重要變動。國際上，雖然蘇軍攻克柏林，德國戰敗投降，歐洲戰場硝煙散盡，但蘇聯接下來的遠東政策和對華政策仍然不明確；相反，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逐步明朗。在國內，由于得到美國的支持，國民黨的反共傾向進一步加重。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六大在重慶召開，會議決定拒絕成立聯合政府，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但對中共問題仍表示尋求以政治解決。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不僅改變了中共對時局和戰爭走向的判斷，而且也對中共七大地緣戰略的最終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共七大最終形成的地緣戰略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關于國內形勢和格局走向。中共認為：首先，臨近抗戰結束及戰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可能性比較大，局勢可能會長期不利。5月31日，毛澤東在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表示：要準備各種困難，包括“被他們（指美國和國民黨——引者注）占去幾大塊根據地”、“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偽軍歡迎蔣介石”、“爆發內戰”、“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得不到承認、“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敵人兵力集中到華北”、“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等各種情況。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87—391頁。）其次，國共合作在戰后難以繼續，將代之以國共對抗，須為此有所準備。毛澤東指出：兩黨沒有任何談攏的希望，但我們現在還不向人民公開宣布。（參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3—414頁。）

2.關于戰略目標。中共認為：盡管國際國內形勢嚴峻，但要迎難而上，敢于革命，最終以革命戰爭來解決國內問題。毛澤東在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勝利，“暫時吃虧，最終勝利”，“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我們“總是要求蔣介石洗臉、改造，如果有一天他變成大花臉，發動內戰，那時我們黨就要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我們要盡量爭取成立聯合政府，但也要準備在今年11月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解放聯合會不是第二個中央政府，也不同于內戰時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但“有發號施令的職權，是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是為了聯合各解放區而奮斗的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92—393，414頁。)

3.關于戰略性質。中共認為：雖然形勢嚴峻，但仍然要堅持采取進攻性戰略；為此，不僅必須轉變工作重點，而且必須馬上著手準備淪陷區工作，以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澤東在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指出：我們要準備“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將來“我們可能集中二十到三十個旅，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去打大城市”；“到城市去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要在精神上作準備，“現在可以做具體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調人來訓練，或者再多派一點人去訓練地下軍”；要好好注意和培養過去做過工人運動的同志，為到城市中去作準備。（《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0頁。）另外，經過會議期間的討論，中共也明確了關于國統區工作的若干指導原則，其中包括：要積極參加人民群眾的抗日民主運動；要給農民群眾以一切可能的支援；要注意國民黨軍隊工作；黨組織應保持完全秘密的狀態；要放手發動群眾，但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避免犯冒險主義。

4.關于發展方向。經過會議期間的討論，中共進一步確認以華北和華中為全盤戰略規劃中的兩大重點，其他地區仍然為輔助。但是，與會議開始階段不同的是，中共特別提出了東北地區對于未來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問題。毛澤東在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強調說：東北極其重要，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我們就獲得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這樣就能改變長期以來革命根據地分散分布且沒有工業的被動局面，我們就會有重工業和機械化的軍隊，而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參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0、411頁。 )